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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十五年前左右，“山寨”成为当时中国商品的代名词，各种山寨产品充斥市场。而当时社会的消费意识并没有崛起，消费者并没有足够的鉴别成本，谁会想着买了还要去鉴定一下？只知道坏了就拿去修一下，或者下次不去那家买了。

　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消费意识的崛起让山寨产品没有立足之地，而商家的信用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（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但是类似的欺骗依然盛行，特别是在金融行业。问题还在，只不过是挪了一下地方）。

　　而当时山寨产品最大的生产地是温州，温州人都有一个特性就是，温州人自己的圈子内十分紧密，而对于外人十分排斥，或者说并没有太在意。这一点从温州的民间借贷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们的民间借贷信用非常有效。几万钱根本就不需要立什么字据，只需要口头承诺就行了。

　　当然圈子封闭，大家知根知底，如果出现信用违约，你基本上不用再圈内部混了，而因为一天到晚买的都是山寨货，在外部的信用积累基本上是负值，所以必然陷入一个进退维谷尴尬境地。

　　从更深一点的层次来说就是信用成本：把假货卖给一个杭州人或鞍山人，大不了从此永不再见，反正，中国那么大，一辈子也骗不完，信用违约的成本几乎为零。可是如果失信于一个同村人，那么，他可能此生在温州地区再也借不到一块钱了。

　　这与德国人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，德国产品都十分精致耐用，一个人的生意只做一次，但是不同的是消费者会记住这家店，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机会获得这位消费者周边的潜在客户。而温州人的商品也是只做一个人，也会记住这家店，区别就是他永远失去这个客户，和这个客户周边的潜在客户。

　　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公民社会，信用的效率能够一切交易运转的效率。

　　卡尔·波普尔在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中论证说，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，就是人际关系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，其抽象性建立在交换或合作之中。开放性的效率，就是人际信用关系的成本。

　　1937年，科斯在他的天才论文《企业的性质》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，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，这一费用包括度量、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、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、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费用、以及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。

　　后来的杨小凯等人又将这一概念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：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，在内生交易费用中，便包含了道德风险、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等，是需要以概率和期望值来度量的潜在损失可能性。

　　在内生交易费用的构成中，信用成本最为隐性，也是弹性度最大的一部分。在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来，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，不好的经济制度则会提高社会的协调成本。

　　信用既然有成本，那么成本就会有边界。在当今中国，信用体系的崩坏，源于功利主义哲学的盛行和信用违约成本的制度性低廉。

　　今天的中国人，大多数信奉“成功至上”，认为“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”，无论你用何种手段，最终只要能够攀上财富的高峰，便都会受到追捧和尊重，甚至丑闻本身，也可以成为提高知名度的某种台阶。

　　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的社会共识之下，一方面，道德风险的成本降到了最低，使得商业获利能力大幅提高；另一方面，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几乎崩溃，交易的潜在风险大大抬升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则是制度安排上的信用违约成本非常低廉。

　　过去这些年，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间——尤其是平台级企业之间，互相抹黑、造谣的风气十分猖獗，有的甚至以起诉和反起诉的方式，遏制对手的发展，某几家企业一年打十多场官司，场场落败，却一点不妨碍企业壮大、上市，它的创始人像乔布斯一样地四处布道。因为在中国，名誉权侵犯的惩罚代价，最高为五十万元。用区区五十万元、或者几个五十万元的代价达到狙击乃至消灭对手的目的，而且不用担心道德风险带来的惩戒，那么，劣币驱逐良币，君子都成“刀俎上的鱼肉”，只有“傻瓜”才会拒绝这样的竞争战略了。

　　温州人之间的那种原始的信用体系，是在2009年之后崩塌掉的。

　　因为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，温州商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，一个人不会为了几万元背信，可是为了几亿乃至数十亿，他可以跑路，可以人间蒸发，可以永远地离开他的宗姓圈子。

　　在不久前的魏则西事件中，莆田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信用已然破产，莆田人恐怕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应该从医疗产业中彻底出局。在医疗界，“我是一个莆田人”，以及“这是一家莆田人开的医院”，会是一个羞耻性的信用符号。

　　而这两个事实的出现，都算是极端性事件，就更广泛的意义上，中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，甚至还在崩坏的轨道上继续滑行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，人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，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，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病。

　　也许只有下述事实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：

　　全社会摆脱对成功的迷恋，人们开始具备道德常识，“不作恶”成为公共底线，恪守信用的人受到尊重，而那些背约者则被公众及同业者唾弃；

　　加快推进个人及企业信用体系的健全，发挥公共舆论的健康监督力量，让中国渐渐地成为一个“档案社会”，信用的价值体现为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修改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反垄断法》《专利法》和《知识产权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大幅提高个人及企业的违约成本，增强法律对信用违约的制裁，使之具有更大的震慑力。

　　这个社会的疾病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。人性是最不可靠的，惟一可以凭借的，是制度对违约成本的量化设计。